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门当户对的结合。梁思成是著名学者、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官员。林徽因十五岁的那年，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他们都在日本待过，又都在北洋政府中任过高级官吏，作为朋友，他们自然地希望通过子女的婚姻关系使两个家庭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一九一九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相识了。这一年，梁思成十八岁，林徽因十五岁。虽然梁启超和林长民希望他们将来结合在一起，但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他们都主张由子女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婚事。梁思成当时刚考入清华学堂，热爱音乐、美术和艺术，同时又是运动健将。林徽因则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爱好文学艺术，而且天生丽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两人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接触不久,很快两人便都有了好感。有意思的是。第一次约会时，由于矜持和紧张，梁思成居然独自爬到一棵树上，把林徽因丢在了树下，林徽因被气得半死。这件事林徽因多年后想起来，仍令她耿耿于怀。一九二〇年，林长民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为了排造寂寞，他把女儿带去作伴。这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出国前，林徽因已经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学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英国后，很顺利地进入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这时欧战结束了，林徽因作为父亲的女主人，经常负责接待国内外的客人。就在这时，一个父辈的男人突然闯了进来，扰乱了父女平静的生活。他就是徐志摩。作为过来人，林长民发现徐志摩显然来得太勤了，而且徐对自己女儿的过分热情引起了林的警觉和不满，为了不节外生枝，林长民便带着林徽因离开英国回国。为防夜长梦多，林长民和梁启超把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重新提了出来，梁启超自然也十分乐意。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大姐的信中说：“思诚与徽因已约定结婚。”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梁启超对这对年轻的恋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在正式结婚之前必须完成自己的学业。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赴美国深造，攻读建筑。虽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关系口头定了下来，但他们之间来往并不多。林徽因这时迷恋创作，多少仍被徐志摩吸引着，这时意外发生的一件交通事故，加深了她和梁思成之间的感情。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梁思成与弟弟思永骑着一辆摩托车准备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这一天是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两人正在路上行驶，突然被一辆大轿车撞翻了，梁思成左腿被撞断，只好在医院卧床休息。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终生残疾，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梁思成住院后，林徽因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望梁思成，陪他说话，开玩车祸虽然给梁思成带来了巨大痛苦，但却使他意外地与林徽因亲近起笑，或者安慰他。这段时间，他们之间加深了相互理解与感情，三个月后，等到梁思成出院时，他们之间已经成了密不可分的恋人。这一年时间，林徽因常常陪梁思成到公园散步，到了几乎形影不离的地步。由于车祸，赴美留学的时间被推迟了一年。一九二四年夏天，梁思成与林徽因才一起离开中国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梁思成顺利进了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进了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程。一九二七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宾大毕业，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梁思成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取得了建筑师的资格。大学毕业后，梁思成一度到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林徽因则到耶鲁大学师从贝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两人在美国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留学生活。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和林徽因按照严格的传统习俗，在测了生辰生辰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中国驻加总领事馆按传统方式举行了婚礼。当时梁思成的姐夫周希贤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总领事。林徽因—时没有合适的结婚礼服，特地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礼服，收到了意外的效果。这也算林徽因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设计作品。婚后，两人便启程游历欧洲，开启了蜜月之旅，先后到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考察西方建筑，数月后才回到国内。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从事建筑系的筹备工作，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林徽因也来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教师，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当时建筑系初创，只有梁、林二位教师，两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立下了汗马功劳，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有一种说法，林徽因在东北大学曾担任建筑系教授。东北大学校徽征集图案时，林徽因以“白山黑水”设计得奖。两人在东北大学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可以说东北大学建筑系是二人一手创办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为了纪念祖父梁启超，取名再冰。在父亲的影响下，梁思成转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生下女儿后,林徽因的身体变得体弱多病,不久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肺病,东北寒冷的气候显然不适合她，为了林徽因的健康，梁思成决定把妻子送回北京治疗。一九三〇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母女和林母接到靠近东城墙北总布胡同 3 号—处北京四合院里。一九三一年四月，梁思成也回到北京，到“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到“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校理”。这是他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们便把全部精力用到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去了。“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学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梁、林二人不仅共同致力于古建筑的考察研究，还共同从事建筑设计至一九三四年，二人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地质馆的设计。一九三五年，二人又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的设计。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大小与清华北大教授们一起流亡大后方昆明。一九四〇年冬,梁家随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一九四六年八月举家回到北京。战争环境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在林徽因全力支持下，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批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赢得了世界建筑界的尊敬。抗战胜利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邀请他前去讲学，耶大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艺术与建筑艺术，普大请他参与“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梁思成还应邀参加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鉴于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普大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一九四九年，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同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课程。同年九月，林徽因、梁思成等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一九五一年，林徽因又和梁思成一起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修建工作。直到病逝前，林徽因一直是梁思成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可以说，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都是与她的参与分不开的，正是二人的共同努力，才使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成果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