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农村人

1978年10月17日早晨6点，我从本省离南京直线距离最远的县域--丰县最西北角一个与山东搭界的小村庄,先后乘坐自行车、公共汽车、绿皮火车三种交通工具,历时27小时，于10月18日上午9时,终于跨进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从此和这所美丽的大学结缘，从此和中文系78级(2)班49位同学结缘,从此在这如画的“随园”生活了四年……

在学生宿舍四舍 223 房间，我放好行李,坐在床沿,靠在被子上,一天的旅途疲惫顿时消失，觉得很享受,很幸运，很幸福--但这幸福来得并不顺畅。

艰难的求学历程1960年,我已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但我的父母为此事曾久久难以决断。

那时是人民公社化下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体制，社员在生产队凭劳动工分分粮。我们村土地与山东邻村交叉,属于交通闭塞、水利落后、靠天吃饭的边角地带,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有劳动力能挣工分的社员尚不得温饱，我们家老小9口人,奶奶双目失明(1962年病故),爷爷70多岁,已超过挣工分的年纪;母亲除了这一家老小的吃穿拉撒,还要挤时间到生产队劳动,挣点工分;我们兄妹6人,我是老大,这时七、八岁的年龄,已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帮助母亲烧火做饭为家中的两只小羊觅食割草的重任,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是母亲离不开的小帮手。

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自1950年起,就在离家300里外的山东邹县(今邹城市)的山区乡村任教,每年只有寒暑假两次回乡探亲,帮助家中做些事情，直到退休。那时我们家在“四属户”(干部、职工、教师、军人家属)之列,这四种农户按政策可分平均粮。如果没有劳动工分,分粮要交钱。父亲是小学教师,1960年代,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我家人口多,又缺80%以上的工分，每年要向生产队缴200多元的“透支款”。因缴不出透支款，我们家通常分不到本来就很低的平均口粮，其吃饭生存的难度大大高于本村的其他社员。吃饭生存比上学重要，挣工分才能分粮、才能吃饭。上不上学呢?儿子读书的重要性,在一位以教师为职业的父亲心中，肯定是有重量的，他拍了板:“只要饿不死,就上吧!”

9月初,我高高兴兴地扛着小板凳,口袋里装着母亲给的一元钱(本该2元,学费1.5元,书籍费05元母亲只给了一元)随着七、八个同龄的男孩子(当时农村女孩子大部分不上学)到王龙庄小学报名上学

王龙庄大队下辖7个自然村,学校在大队部旁边,离我们杨楼村3里路。

一群孩子找老师报名(没有一位家长跟随)。“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教师逐一询问,逐一登记。有的小孩报不清,只说“我儿二孩”,老师便根据其姓氏,随口帮助起个名字:“你叫王运来吧”-我小学好多同学的名字都是这样确定的。轮到我,老师似乎知道我父亲在外地做教师。说:等你父亲寒假回来，再补交那一块钱吧。接着给了我两本书--语文、算术。

我们小学是没收的一户小地主家的破院子，有原户主留下的两栋旧房子,又增建6栋半砖半泥墙的瓦房,每栋50平米左右,除了一栋办公室有玻璃窗,其余房屋全部是木栅栏窗。学校1~6年级,共6个班,校长、教师共8位。一二年级教室里没有桌凳,仅放6~7条长4米、宽30多厘米的木板,两头用砖头垫半米高,每块木板上可趴七、八个孩子。

农村学校实行“三晌制”,即早上6点到校。上一节课,8点半放学回家吃早饭;上午3节课。10点钟上课,下午1点放学吃午饭;下午3点上课,5点半以后放学。这样的时间安排,和苏北农民的农田劳动相一致。学生每天来回跑6趟,没有家长接送。

学校尽管简陋，每天清晨也是书声朗朗，抑扬顿挫。只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不像学生读书,很像一些简易教堂的男女信众给上帝唱赞美诗,谁也听不懂内容。

上大学前,我共有9年当学生的经历,其中7年都是在这所学校、这几间教室度过的。

虽然上学了,但不能专心,因家中的困难越来越大了。首先是早饭、午饭不及时，母亲仍想多参加劳动挣工分,所以放学到家吃不上饭,迟到就成了“家常便饭”。更困难的是“推磨”(同龄的城市同学经历不到)。生产队分给农民的是小麦、玉米穗和大堆的山芋等原粮,不是面粉、细米等成品粮,要自己加工。用石磨磨面粉是一个很重的体力活，正常情况下要三个成年人才能完成(小型机械磨面设备1970年代才开始使用)。我母亲专找了一台废弃的小石磨,但仍离不开我的帮助。力气小,母子俩一次磨不了几斤面,没办法,每星期要请两三个半天假帮母亲磨面。加上迟到早退,每星期的学习时间比别人少了三分之一。

我上小学期间,只注重主科语文、算术的学习,其他唱歌、体育、美术等课大多请假,以帮助家中做事。这样的上学方式,老师不满意,同学不理解，左邻右舍常对我母亲说:“还硬撑着上啥?连饭都吃不上。”那时我已懂得自己上学的不容易。家中的困境、社会上的“白眼”,常常会瓦解父母那“只要饿不死就上学”的信念。为此,自己比别的同学多了自制力,多了自尊心,暗下决心,要争一口气,要把学上好。缺了课自己补,见缝插针,上厕所也夹着课本。最终以每学期主科成绩都在班里前三名的结果,避免了“被辍学”的命运。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他们再苦再累也没让我们兄妹6人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厄运仍不止于此。1963年2月底,寒假开学不久.我读小学三年级。一天下午,和几位伙伴一起上学,路上大家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我一边跑一边两手着地打旋脚(一种自创运动),结果跌落在路边沟坎上,只觉右腿髋部疼痛,半天爬起,跌跌撞撞,忍痛上学。哪知第二天早上右腿髋部疼痛加重,不能走路。没办法,请山东邻村一老者予以推拿。谁知这些民间推拿游医多是庸医,历经周边三位治骨庸医粗暴“摧残”,我已卧床难以翻身,右侧髋关节以下肿的发亮。后来才知道,本来休息半月就能自愈的小伤,被他们“治疗”成右骸关节粉碎性骨折了。第四位老者不是庸医,他也不再对我实施“伤害”,而是用镇江狗皮膏药给我糊上……半年后,我能下床走路了,时间已到暑假后,老师说,你这次缺了半年课,重上三年级吧!唉!真是越渴越给吃盐,我把6年制小学改成了7年。

难忘的1966年,全国都一样,停课了,我仅读完小学五年级。乱了一阵,复课,各小学都办“戴帽”初中。王龙庄小学比原来更破旧,8位老师调换了2位,又新增了两名民办教师。如何办初中?但学校通知,愿上的报名。这时已有6667两届小学毕业生符合报名条件(本人属67届).最后有 42名学生报名,凑成了一个初中班,我在其中。

结果一上课,语文老师远不如原来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的水平，数学老师是一个人品较好、嘴巴较笨、初中没有毕业的新任民办教师(其水平与我在1977年教高中化学时的水平相当,属“误人子弟者流”),其余如工基、农基、外语等统统不开课,理由很充分--没老师。开不了课干什么?参加了很多批判会,背着背包晚上模拟解放军拉练,学工(把坟墓前的石碑砸碎,变成石子,造水泥制品)、学农(没有水,硬要“旱改水”,学种水稻)……这样一学期混下来,没啥收获,以后我就只挂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在家挣工分为主。又一年下来,我家工分大增，“透支”款下降,还保住了“初中生”的名分。

幸运的另一扇窗人生总不会全是败运。《圣经》里不是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吗?这话我信,我觉得上帝还是公平的。

1971年底，埋头挣工分的我又听说赵庄中学要招收高中生了。赵庄中学是赵庄公社唯一的一所初中，“双轨制”6个班的规模,是一所很不错的初级中学,但到1966年止,没办过高中,现在因为革命形势需要,也开始“戴帽”了。这次招生原则很明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其实大队党支部推荐是真,学校选拔是走过场。

我们大队分了两个推荐指标,42名所谓的初中生,经政治筛选,去掉地富反坏的,去掉投机倒把的,去掉早婚生娃的,去掉年龄超限的……筛来筛去,筛掉了39名,剩下3名没有“硬伤”的,我在其中!

三名推荐两名,大队党支部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根据革命群众的意愿,经过认真研究,公布推荐名单,我不在其中!看到推荐结果,我虽然既相信群众又相信党,但心里还是拔凉拔凉的!此后几天,天天出勤“混”工分,就是不想卖力气。

有一天半夜,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窗户。

“谁啊?”

“我!”是大队会计,本村的。“有事吗?”我问。

“你愿上高中吗?如愿上明早到我那里拿推荐信。”

“啥意思?”我问。

“没啥意思,东队杨某不愿上,你如愿上你就去。”说完脚步声远了。

这消息使我睡意全无。天明,到大队会计家拿推荐信.他交代我，你现在就到赵庄中学考试吧,再不去就晚了。问其他,不知道。我赶快回家，找出钢笔装进口袋，又用毛巾包了两个凉窝头，用布书包提着,步行15里路赶到赵庄中学。

校园里静悄悄。看到“办公室”牌子,进去问。一位戴眼睛的老师说:怎么才来，现在8点40分,你不能进考场了。啊!我几乎落下泪来,如此这般诉说遍,老师听后好像很同情,到隔壁办公室,几分钟过来,给我一张卷子,说:照顾你,你就在这里做吧,10点钟统一交卷,下面的考试你可以进考场。就这样,我在一群老师“监视”下,在教师办公室单独参加了半场考试。

半个月后,到赵庄中学看录取名单,眼睛一亮，我在其中!本大队的另一名参加考试的同学意然没被录取(看来“选拔”还不全是走过场)。幸运似乎悄悄地来了。

1972、1973两年,是被后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期.感谢“回潮”!回潮的那两年学校比较正规老师敬业,学生学习还算认真。但两年时光很短,又赶上了1973年暑后张铁生交白卷、1974 年黄帅反潮流.刚刚稳定的教学秩序立马又乱了。这年7月.正在乱中,我们高中毕业了。

正式回乡劳动。但还有一个流星式的光明尾巴,那就是“劳动锻炼二年.推荐上大学”。想想“三人推荐二”的时候,自己都被踢出,还敢盼推荐上大学?安心修理地球吧!为此,我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当一个不差的农民。回乡后,拉板车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口能盛千斤小麦的大砂缸，准备在集体劳动之余,搞副业,用本地盛产的山芋加工粉条,换大米。

这时,幸运继续向我招手!

回乡一个多月,虽准备正式劳动,但“好事”常不请自来。先是到公社参加了20天的“评法批懦”学习班(比农田劳动轻松,还有满勤工分),回来后,又被大队借用写材料,刷墙字.生产队长还准备把轻松“有权”的管理场院的美差交给我……总之,两年的“戴帽”高中,使我的“身价”提高了不少,似乎要从社会最底层慢慢上浮。

1974年8月的一天,大队会计又找我:公社通知你到赵庄中学当代课教师,去不去?我当然愿意去。但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没出息”。因为教师地位在当时远不如农村大队干部

回到了离开两个月的母校才知道,教初中语文的一位刘姓老师,夫人患乳腺癌,北京有熟人。请长假陪夫人到北京治病。唉,这幸运竟和别人的不幸相关联!又听说,校长本想找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如退休教师,辞退右派等),一时没找到。我的语文老师适时进行了推荐(得益于读高中时,也算是好学生,语文科代表,出黑板报、写墙字,搞教改、学生上讲台……混了个全校脸熟)。既然来了,力争再当“好学生”。学校并没有让我接任初中语文课,而是管理图书,这很合我意。但到图书室一清点,两间房子里几排书架,不到一万册书,全是“文革”后出版的新书,最“好”的书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连四部古典名著也没有(文革前的书全烧了),有点失望。

年底,被“挂职”的老校长落实政策复用,我又接替了他的打铃工作。交接时他对我说，“近期想办法装电铃”,可见领导“深人底层锻炼”有好处,校长已知“打铃”不易。打铃期间还有故事,我没有手表,手里抱个小闹钟,满校园跑,一次疏忽忘记了打铃，上课晚了5分钟,发现问题,想认真改正,结果又提前5分钟打了下课铃(应该延后5分钟,弄反了)50分钟的一节课,被我改革成了40分钟。这次失误,被我原来的班主任老师狠狠地尅了一顿。但以此为理由,老师为我申请了一块30元的钟山表(计划商品,买不到)可见老师尅我是假(为帮我买到手表造舆论)、帮我是真。感谢我的老师!

代课教师不似民办教师,是教师缺员时的临时替补,聘期一般一年时间,每年暑假有大学生分配,都要清退一次。我因在母校，身边有老师保护、声援,所以连续做了4年。期间除了管理图书、打铃,还参与管理过教工食堂,教过初中政治、高中政治、初中化学、高中化学……我在学校很像一块“补丁”，哪里需要贴哪里，老师们都觉得很顺手。

我荣幸地参加了 1978年全国高考1977 年暑假，社会日趋规范，学校扩大招生，赵庄中学招收了7个高一班。学校共12间教室,根本放不下。结果有3个班下放到周边三所小学“代办”(群众戏称“戴高帽”)。实际是只借小学的教室，学生就近人学,不住校,教学管理仍属赵庄中学,教师由赵庄中学下派。我与另外两名老教师被派到10公里外的张老家小学高中班任教。

据说,按照有关师生比例的规定，中学一个54名学生的标准班,平均配 2.7名教师足够。但三个人“包”一个高中班,却有很大的困难。另外两位老师,一位是1950年代南京大学毕业生.50岁左右年纪.他挑选了数学和物理两门课。每天上午骑自行车从 10 公里外赶来,上完课就走.颇像大学老师;另一位是1957年开除教师队伍的“右派”(当时还没“摘帽”，和我一样,同为代课教师),师范毕业生,言明只能教语文和历史。他们说:你年轻，班主任加其余课程都是你的了。除了班主任工作,还有政治、外语、化学、生物、体育……先不说工作量大小，问题是我上高中时外语、化学常不及格。向校长汇报,他无奈地说:你每天晚上骑车来学习，第二天再去给学生上课，现(批)发现卖。这样的答复让我无语。看来援兵无望，我找张老家小学戴帽初中的任课老师协商，最后以帮初中教两个班的化学课为交换条件,他们派人代高中的英语和体育课

我成了两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的化学老师,还教与化学“风马牛”的政治课。呵呵!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那一年是如何“混”过来的,我至今也记不清楚了。

金秋10月，传来了不经推荐亦能考大学的喜讯,我并没有很上心,因为天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我是班主任,为管理学生方便,借住小学一间10平米的房子作宿舍兼办公室。那时苏北农村学校还没通电，晚上一盏煤油灯陪伴，备课、改作业,从初中无机化学到高中有机化学,逐页逐行认真“啃”。不管自己啃透没啃透,第二天上课铃一响,“昂首阔步”上讲台。化学课连一根玻璃管子的仪器也没有，上课像民间艺人说书一样，全凭空口一张,这样的条件、水平,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误人子弟的负咎感,如沉重的十字架,不时压在心灵深处,使我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两年后,被我“误倒”的这一班应届高中生参加高考,大多数没有报考理科。1980年暑后,在中大楼教室门口,竟然碰到了刚被中文系录取的张老家高中班的亲传女弟子，一声甜甜的“刘老师好",我还真有点晕)。

在这样的况境下，懵懵懂懂参加了 1977 年冬的预考,毫无悬念地被踢出局外,并没有对我产生多少影响,继续钻研分子式、原子量。1978年初,有熟人、同学拿着通知书上大学去了,同时发现各处蜂拥办起高考补习班，自己才似有心动:我该怎么办?

中学代课教师每月30元。公社规定,每月交生产队12元,给记一个劳动力的满勤工分。这样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春节国庆,我每天都为家中贡献工分,还有18元人民币可以“潇洒”,辞掉还真觉得不舍。但是代课教师是脚面上支锅-说踢就踢的临时工，每年暑假都有被清退的可能。思前想后,写了“辞呈”去找校长。这时校长换成了我高中时期的化学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说:代课教师对你来说，是很合适的;再说,暑假前还剩几个月,找一位能接替你的老师也非易事(呵呵,“文理兼通”找不到心里飘飘),你走了,50多名学生怎么办?相信你能教学、迎考两不误!暖暖的话语,有肯定有鼓励,本来就不十分坚定的我立马收回辞呈,回去“两不误”了。

面对初、高中三个班150多名学生,除了认真“说书”,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杂务,其余的事情“全误”。

到了1978年6月初，离全国统一高考时间还有40多天，离中小学放暑假还有一个月。一天,我进城办事,顺便看望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问:还考大学吗?我答:考。老师告诉我,某某同学在丰县中学补习班已补习半年,模拟考试成绩很好,某某同学到徐州一中补习……殷切的目光中尽显言下之意:你怎么还到处“玩”呢!我的神经被触动了一下,没有接叙老师的话题,没有作任何表态,骑车回到张老家小学,把所有的自习课改为化学课,一周时间讲完了本学期剩余的化学课内容。然后请来了刚从部队转业、在家待业、长我一岁的表兄,从口袋里掏出刚领的工资,分出15元给他,用于在小学食堂的就餐费,让他替我当一个月的班主任,并代“读”未完的政治课。作好交接.我到赵庄中学向校长报告:我要复习迎考,不干了。校长一听,着急地说:这怎么行?我这般如此一番解释,可敬的校长--我的老师想了半天,似乎默认了,我趁机说了一句:张老家那边要有事,我随时回去。老校长点点头说:看来“两不误”是做不到啊!就这样。我有了宝贵的40天复习时间。

赵庄中学有文、理科补习班。但补什么呢?尽管这时我满脑子装了不少“酸碱度”“合成氨”但仍有自知之明,报理科,肯定没戏。到文科补习班一看,人家已经按照高考大纲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半年,现在各科都在左一张试卷、右一个重点地摸底、总结,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跟补习班不行。俗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这是指身体健康,复习迎考也有同理。如何有效果?逐科分析:政治,自己教初中、高一政治课,算是有基础;语文,自己曾是语文科代表,觉得差距小;数学,底子薄,数学老师说,如有一年时间,他能帮我补上去,现在只有40天,随去吧;历史、地理虽然几近空白,但是这两科易读懂,能强记,把这两科作为复习重点。于是按照《高考复习大纲》的顺序借复习材料、课堂讲义,把所有借到手的材料，全部以问答式重新整理、抄写一遍。前半个月时间,几乎就是坐在宿舍里整理抄写借来的讲义材料。后半个月就坐在树下消化、强记自己的“手抄本”。

离高考还有十几天的时候，越剧《红楼梦》在丰县影剧院首陕。那时我还没读过《红楼梦》原著,但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对我的诱惑不亚于考大学。于是我托人买了一张晚上8点的电影票,随老师们进城看电影。半路上,历史老师扭头发现了我:允志,离高考只有两个星期了。你还去看电影?我一时无语。他又说:你如考上大学,南京北京都可以看《红楼梦》;你如考不上,这次看了就不知道下次在哪里?我猛地刹住自行车,调转车头,返回学校(上大学后,在南京连看了两遍越剧《红楼梦》)。

7月20~22日,丰县地区晴空万里,酷暑高温。赵庄中学考场的教室里，监考老师人手一一条毛巾、一把扇子。考生们无暇用扇子,只用毛巾不时抹一下欲滴的汗水,唯恐浸湿手下的试卷。考试还算顺利,只有同考场一考生吸墨水时,不小心把墨水瓶盖放在了试卷上,留下了一个蓝蓝的圈子,据说这成了一个事故。因卷面上留下蓝圈。会被误为作弊记号。此事以后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为那位考生祈福!)

功夫不负苦心人。8 月中旬,成绩公布,我正在田间劳动,邻居一位教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高考分数,360分(政治 90,语文 77,数学 32,历史 81,地理80),并告诉我:超过350分的都能上大学。听了很高兴,仍继续劳动。10月上旬,邻居给我送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记的是午饭后,我手捧通知书,久久舍不得放下，似乎拿到了一张转变命运的“通关符"!那天下午没有到田里劳动……

10天以后,我在古都南京下了绿皮火车,由学校迎接新生的校车送到了学生食堂大餐厅--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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