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解《周易》之《乾》卦，最精彩莫过曾仕强。如他解初九之“潜龙勿用”（勿用不是不用，而是站在不用的立场来用，真正的目的是用）、九四之“或跃在渊”（犹如鲤鱼跃龙门，要么跃上天化为飞龙，要么继续潜守寂静之地），奇妙绝伦而又深得“易”之精髓。我曾经不下十次重复倾听、斟酌，受益匪浅。

然而，对于先生解“用九”，我认为值得商榷。曾教授解“用九，群龙无首，吉”为“人生在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调整”,在任何情景下都不应该固执某些既定原则、方法。这样的解释倒契合了《易传·系辞下》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传》作者写这几句话目的在于强调“变”是《易》的核心理念,时空、万物无时不在变，条件发生改变了，应对的方法也应当作出调整。

再看《小象传》的注解：“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对于这句的解释，百家易学名著的观点莫衷一是，牵强者大多。其实，对这句话的解读，可以在《周易·丰》找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德”，即指最高的道德（这里的“道德”，不应等同儒家的“道德”）或智慧；“首”，这里指最上位，也可以指上爻；“天德不可为首也”，即最高的智慧是不在九五的状态更上一层楼；也可理解为，人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追求十全十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且看《乾》之六爻，从初九上行到上九，除上九爻外，其他五爻皆有蒸蒸日上之势，无一凶吝，至于九五“飞龙在天”，阳气达到了极顶。这个“九五”如十五月圆，又如登临绝顶。十五月圆了，往前走，月必亏；登临绝顶了，再迈步，唯下行。《周易》讲吉凶的背后隐藏着先贤智者对“修身进德”的追求，最高的智慧并非趋吉避凶、持盈保泰，而是在现实中，对“残缺”美致以爱的欣赏，用智慧、情怀去填补人生道路上的坑坑洼洼。又或者，在洞察完美趋近时，主动、甚至创造条件延迟那昙花一现的到来，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过程，而非结果。《菜根谭》说，“酒饮微醉，花赏半开”，即是如此的追求。

我们似乎很能在逻辑上理解这样的思想，但绝大部分人却缺少应用的智慧；事实上，即便仅擅长这一招也能吃遍天，不再是凡人了。不信？下面举三例为证。

前些年，大陆房地产热火朝天，李嘉诚先后投数百亿元于上海、重庆等地。到2016年左右，李嘉诚已赚得盆满钵满，开始陆续撤出大陆房地产资金。尽管很多人认为大陆的房地产应该还没到天花板，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李嘉诚的做法明显异于常人，面对诱惑他能见好就收。据说，李嘉诚做生意别具风格，当他看好一个投资项目，单凭自身实力便绰绰有余，他却会邀几个好友合作。本来稳赚一百亿，宁愿自己只拿四、五十亿，余下的偏要留给别人。有人理解为做人的胸怀、格局，不，这叫智慧，这就是来自《周易》的智慧。

1916年，袁世凯称帝前，才识非凡的二儿子袁克文冷眼旁观，知父亲心醉神迷，违背人心大势；苦于无力阻止，于是写诗规劝，其中二句为，“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委婉劝告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爬得高、跌得重。可惜的是，彼时袁世凯已然走火入魔，终致身败名裂。试想，设若袁世凯力推共和，功成千秋、名留青史，并非不可能。称帝前的袁世凯权威并重，如日中天，岂不正应了“飞龙在天”？人的欲望一旦无限膨胀，智慧也就褪却了。

第三个故事说曹操立嗣。曹操在曹丕与曹植间举棋不定，问贾诩哪个合适，贾诩默然不语，曹操追问不放，贾诩说，“我正思考呢！”曹操再三催促，贾诩才慢悠悠地回答，“丞相，我正思考袁绍和刘表的事呢……”曹操听完若有所悟地说，“我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原来，袁绍、刘表在立嗣上都是废长立幼，结果导致内部分裂覆亡。之后，曹操果断立长子曹丕为嗣。

为什么贾诩不直接回答？曹操生性多疑，直言不讳可能会被怀疑与曹丕有勾结；主子问话，臣下又不能装哑巴。伴君如伴虎啊！贾诩虽然只说了三分话，却被多疑的曹操奉为圭臬，这充分显示了他超常的智慧。看似轻描淡写，非经洞明人情世故、求学于先贤，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智慧在中华文化里，可溯及的源头就在《周易》。

“反者，道之动也”，老子告诉我们，所有事物的运动必然地要向其反面发展。《道德经》成书时间晚《周易》至少六百年，大部分思想是对《周易》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从逻辑上看，“反者，道之动也；弱者，道之用也”就是对“用九，群龙无首，吉”的归纳。《周易》的《乾》卦告诉我们，《乾》阳上升到了极点，就意味着《坤》阴的入侵。“上九，亢龙有悔”，悔什么？《坤》阴已来叫阵挑战，《乾》阳已是强弩之末，而《坤》阴开始凝聚、步步为营。“履霜坚冰至”，遥望前程，更是冰天冻地、寸步难行，悔之晚矣！

由此可见，“用九，群龙无首，吉。”应解释为：乾阳上升只要未到极点，都是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系辞传》）伟大的易经智慧，全都隐藏在平凡的生活中，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