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宣城梅花遍地开

邢少山

“宣城梅花遍地开”，是用这句话来赞扬一亇家族。中国的汉字多音多义，梅，是一种落叶乔木，性耐寒，早春开花，气味清香，有多种颜色。梅，也是姓氏。清代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曾说拜请大师详批八字测算五行：“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拜请大师详批八字测算五行；宣之旧族，首梅氏。匪特仕科名甲于遐迩，而文章、经济、理学名儒，自有宋以来，彬彬郁郁，绵亘辉映。”梅氏在明末清初，出过不少文人雅士，推进了宣城文化艺术的发展，形成文化的鼎盛时期，所以人们形象的比喻“宣城梅花遍地开。”

而实际上，梅氏从宋代就开始，推动文化的兴起，梅尧臣被尊为“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1002年5月31日—1060年5月27日[1]），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城市宣州区人。北宋官员、现实主义诗人，给事中梅询从子。梅尧臣初以恩荫补桐城主簿，历镇安军节度判官。于皇祐三年（1051年）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嘉祐五年（1060年），梅尧臣去世，年五十九。

梅尧臣少即能诗，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为诗主张写实，反对西昆体，所作力求平淡、含蓄，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另有《宛陵集》及《毛诗小传》等。

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极不得意，而在诗坛上却享有盛名，拜请大师详批八字测算五行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诗篇。在当时，他和苏舜钦齐名，在诗坛上声望很高，被称为“苏梅”，又与欧阳修交好，都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对宋诗起了巨大的影响，与其并称“欧梅”。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他的诗作分为古淡与刻画两种，为当时人所推崇。欧阳修曾自以为诗不及尧臣。陆游在《梅圣俞别集序》中，曾举欧阳修文、蔡襄书、梅尧臣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由于他关心现实，接近人民，诗风逐渐变化，并提出了同西昆派针锋相对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

在艺术上，梅尧臣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这一著名的艺术标准，并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拜请大师详批八字测算五行：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梅尧臣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他了解农村生活，在早期就写了一批关怀农民命运的作品，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等。以后，他又写了《田家语》，描写沉重的赋税、徭役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的名篇《汝坟贫女》，通过一个贫家女子哭诉，深刻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他的一部分诗作抒写对国事的关心。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等。另一些篇章如《彼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表现了他对于守旧、腐朽势力的憎恨。他还写了不少山水风景诗，其中《寒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诗，在平凡的景物或事物中寄寓了深刻的哲理。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画出清切新颖的景物形象。如《鲁山山行》描写晚秋山间荒凉幽静的景色，细致入微。此外，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东溪》），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考试毕登铨楼》），都是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但他的诗也时有雄奇、怪巧的一面，如《黄河》《梦登河汉》，涵浑壮丽，和他的一般风格迥异。由于他作诗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较大，艺术上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有时语言过于质朴古硬，缺乏文采。这些弊病都可以认为是端正华而不实的诗风所付出的代价。

他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修称梅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之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诗话》）。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钱钟书称他：“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

到了明代，有梅守德。梅守德（1510年－1577年），字纯甫，号宛溪，人称宛溪先生，宣城宣州区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举进士。登弟后授给事中，出为浙江台州推官、户部主事、山东学政、云南参政。因忤严嵩出任绍兴知府。梅精研理学，是“宣城心学”奠基人之一。有子梅鼎祚。精研心学。回到故乡，没有政事俗务的干扰，梅守德二十年如一日，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早在守德为诸生时，就已师从邹守益钻研王守仁的阳明心学：任绍兴知府时，又延请王畿到绍兴讲学，同时与阳明心学的主要传人钱德洪、欧阳德等交往过密，相互诗书往来，探讨研习，“参考互证，独得之心。”阳明之学以“心学”相标榜，往往失之空疏，而守德“以随处体认为真修，以处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宗，以反躬笃践为实地。”注重学养与经时致用，一改阳明心学的疏阔之弊。时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在开元寺创立志学书院，拜请梅守德与贡安国、沈宠前去讲学，一时远近响应，前来观摩学习的士子有时多达千人。贡、梅、沈三人，也被人们亲切的称为“志学三先生”，他们共同奠定了宣城心学的基础，对繁荣宣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流风所披，代有传人，后代许多学人如施闰章，梅文鼎等都深受其影响，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梅守德一生著述颇丰，其主要著作有《沧洲摘稿》、《沧洲续稿》、《无文漫草》、《宣风集》、《古今家诫家塾故事》，还编纂过《徐州志》、万历《宁国府志》。未完成的著述尚有《宛陵人物传》、《资省名言》、《理学诠粹》、《景行录》等。任绍兴知府期间，他还翻刻过《越绝书》、《三礼图注》等。可惜大多亡佚，不能不说是宣城文化的一大损失。

梅守德，宛陵梅22世，文峰梅12世。继先长子，字纯甫，号宛溪。嘉靖辛丑进士，由台州推官历吏、户二科给事中，出知绍兴府，升山东曹濮道兵备副使，改督山东学政，迁云南参政。以亲老任远，四十七而致仕。屡荐不出，与文成弟子讲学，奖掖后进，人谓有程明道、范希文之风。著有《宁国府志》、《徐州志》、《宣风集》、《古今家诫》、《沧州摘稿》、《无文漫草》等书。妻郭氏，封安人。生明正德五年庚午，卒明万历五年丁丑。子三：梅元祚、梅光祚、梅鼎祚。文化大师梅鼎祚（1549-1615） 字禹金，一字彦和、九鼎，其号甚多，有胜乐道人、千秋乡人、太一生、无求居士、蟫隐等，梅守德之子。

梅鼎祚自小勤奋好学，“饮食寝处不废书”。他曾说：“吾于书若鱼之于水，一刻失之，即无以为生。”因其二兄早夭，父亲怕他勤学伤身，每加禁止，至“欲焚其笔砚”，他却躲在蚊帐中时时默诵。他勤奋好学还有一个故事，在纳妾邹氏后，一月未出家门。别人以为他是新婚晏尔，自然伉俪情深，见面后打趣他，一问才知在这一月里，他编成了《青泥莲花记》十三卷。他的博览群书，“凡经史子集、天苞地符、禹穴汲冢、金匮石室及虫鱼蚪斗、梵夹道箓、九诵四声、曲谱腔证，无一非鼻口所纳”，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文献编纂，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梅鼎祚英颖绝伦，十六岁即补邑庠生，受到师长们的器重，大儒罗汝芳、王畿等均以“小友”称之。但他不喜举子业，故科考不第后，乃归隐书带园，构天逸阁藏书，日坐卧其中。内阁首辅申时行等欲以文征明故事向朝廷疏荐，他也坚辞不赴。他一生以读书、藏书、著书为乐，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爱好的事业中。他每到一地，常常倾囊购书以归。即使到了晚年，他还与其他著名书家相约共同搜访“异书逸典”，三年一会于金陵，互相交换雠写。

梅鼎祚性好交游，“交游几遍公卿”，如当时的文坛巨擘汪道昆、王世贞、汤显祖、焦竑等无不与之交情弥笃。“时海内无不知有禹金者”，广泛的交往扩大了他的眼界和社会影响，也影响着他的治学方向。他一生“以儒者为己任，不欲为一时之名，而褒然举千百世而嗣续之者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

梅鼎祚是文献编纂与研究专家，这是他毕生用力最多、最勤，成就与影响最大的方面。他先后编纂的历代诗文有：《皇霸文纪》13卷、《西汉文纪》24卷、《东汉文纪》32卷、《三国文纪》24卷、《西晋文纪》20卷、《宋文纪》18卷、《南齐文纪》10卷、《梁文纪》14卷、《陈文纪》8卷、《北齐文纪》3卷、《后魏文纪》20卷、《后周文纪》8卷、《隋文纪》8卷、《释文纪》45卷，《八代诗乘》（含《汉魏诗乘》20卷）、《古乐苑》52卷、《衍录》4卷、《唐乐苑》30卷等，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他兴趣广泛，还编有《书记洞诠》120卷和“三才灵记”（含《才幻记》、《才神记》、《才鬼记》）。他认识到女性及女性文学的价值，编有《青泥莲花记》13卷、《女士集》20卷。宣州地方文献，他也编有《宛雅初编》八卷和《宣乘翼》等，辑录吴潜的《履斋遗稿》4卷，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

梅鼎祚是多产的文学家，一生所作诗文汇编为《鹿裘石室集》65卷，其中诗25卷、文25卷、书信15卷。其诗集的早期刻本有《梅禹金诗草》20卷。针对明代文风日益受八股文影响而形成的程式化，他和前、后七子一样主张复古，并以古学自任，故“为文深心精诣，不豪于才，不伎于气，字字咸有思诣，法严而句工”。其文力避浅俗，风格多样，有秦汉古风。梅鼎祚名列王世贞门下“四十子”之一，诗作虽创新不大，但能始终确守诗家规范，“乖僻不生，奇宕时作”；诗体上他长于五律、七绝，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唱和寄怀，都给人以清新雅丽的感觉。

梅鼎祚还位杰出的戏曲家。由于他交往的许多好友是当时戏曲界的翘楚或创作过戏曲；受他们影响，梅鼎祚也曾一度热衷于戏曲创作，先后写成了传奇《玉合记》、《长命缕》和杂剧《昆仑奴》等，其剧本一出，即广受好评，并在演出时引起轰动，被广泛搬演和改编，“凡天下吃井水处，无不唱《章台》（指《玉合记》）传奇者”。梅鼎祚以才人写曲，他前期的剧本语言华美，曲词多用典，宾白用骈体；虽才情毕露，但人多难懂，“欲博人宠爱，难矣”。故其后期剧作，讲究雅俗共赏，注意宫调音韵，同时注重剧本语言的舞台效果。梅鼎祚以他的戏曲创作和对戏曲创作规律的有益探索，为明末戏剧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梅膺祚和他编纂的《字汇》 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来，各种字书层出不穷，但大多检索困难，尤其不便于初学者。真正对字典编纂结构、编排体例进行重大改革的，就是梅膺祚和他编纂的《字汇》。

梅氏文艺名家集群 宣州梅氏是个文艺世家，几乎人人能诗，还多才多艺，善书工画，成为“三栖”艺术家，可谓敛众美于一身，擅名一时。尤其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画派，彰显了梅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梅氏到了清代，氏族更旺，人才更盛，文化更繁荣。

梅膺祚（1558-1634），字诞生，号铉邱，少攻《周易》，由邑庠增广生入国子监学习，后仕北京光禄寺监事，身处闲官，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他从小就对“六书”很感兴趣，有鉴于现行字典“本末衡决、翻拾棘艰”的缺失，他决定编纂一部立法简明、便于检索的新字典。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编纂的《字汇》终于刊行面世。《字汇》一出世即在海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几乎人人宝其书，“缁白之购，请无虚日”。这是因该书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

《字汇》极注重工具书的实用性。它以楷书为正体，收字以《洪武正韵》为主，并参照《说文解字》、《古今韵会》等书，收入属于经史常用的字，凡怪僻罕见的字一律不收，字义解释尽量通俗易懂。梅膺祚认为写字以不背于古、不戾于今为好，凡今时通行、笔划正规的可用，笔划不对或过于从古的不宜用；卷首又标出运笔的次第，指出写字的笔顺，因而对普通使用者极为实用。《字汇》卷末还有“辨似”一项，教人辨别一些形体相似而音义都不同的字，这对初识字者有很大帮助。故朱彝尊说：“今之塾师《说文》、《玉篇》皆置不问，兔园册子专稽于梅氏《字汇》。”可见其在字典使用者中所受的欢迎程度。

《字汇》对传统部首作了重大的改革。在建部原则上，梅膺祚采用以形定部和以义定部相结合的办法。在二者不能兼顾时，就依照楷书，“论其形，不论其义”，按照以形定部的原则。他将传统字典的500多个部首加以合并、删除或新增，最后确定为214个部首。并按地支次序分为12集，共收字33179个。传统部首排序混乱，无规律可循，《字汇》按笔画多少为序，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同一部首下的字，也按除去部首后的笔画多少排列，从而极便于翻检。

《字汇》进一步完善了字义的诠释，每一字下，先注读音，后批注字义。其注音既有反切，又有直音；释义时基本义、常用义在前，其他列后；每一字义下列举古书中的例证。梅膺祚还采录了一部分口语、俗语的意义，又使《字汇》富有了革新精神和时代感。《字汇》后还附有《韵法直图》和《韵法横图》，也便于读者能对音韵知识有更系统的了解。

《字汇》为中国字典的编纂法奠定了基础，问世后，同一类型的字书出现了很多，如《字汇补》、《同文字汇》、《玉堂字汇》、《文成字汇》、《正字通》等。清代修《康熙字典》，现今流行的《辞海》、《辞源》，都是按照《字汇》的体例编纂而定。即使在《康熙字典》通行之后，还有人不断翻印《字汇》。

《字汇》为梅膺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他仍然谦虚地认为由于商家催促，仓促付印，挂漏之处不少，因而不断进行修订；即使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叮嘱两个儿子为之订补。其子梅士倩、梅凡民兄弟继承父志，“发箧陈所藏图籍，考字雠勘，更删补若干字”，编成《增定字汇草》一书，可惜因家贫未能刊行。

梅清 （1623---1697），字渊公，号瞿山，安徽宣城人宣州区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举人，与石涛交往友善，相互切磋画艺。石涛早期的山水，受到他的一定影响，而他晚年画黄山，又受石涛的影响。所以石涛与梅清，皆有“黄山派”巨子的誉称。 梅清以画黄山著名，“得黄山之真情”，与石涛、弘仁成为“黄山画派”中的代表人物。现代画家贺天健在《黄山派和黄山》中评道：“石涛得黄山之灵，梅瞿山得黄山之影，渐江（弘仁）得黄山之质。”他善诗和书法，并著有《天延阁集》、《瞿山诗略》，画有《黄山纪游》册。

其艺术风格，梅清早期所画的题材只是家乡山水、故园风情。32岁始潜心画黄山，屡登天都、莲花、云门、光明顶、文殊院、狮子林、炼丹台、蒲团松、西海门等百余处胜景，深为天下第一奇山所陶醉。从此，他在绝妙如画的山水间激情满怀，纵横驰骋，以诗人之心去感受自然，更以画家之情来表现自然，不仅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而且画出了无数峭拔秀美、云烟变化之胜、意境韵味无穷的黄山风景画，与黄山结下了奇缘。他自称“游黄山后，凡有笔墨，大半皆黄山也”。

梅清是画黄山奇松的高手，人们把他画的黄山松列为神品，《宣城县志》称他“善画理，墨松尤离奇，苍雄秀拔，为近来未有，海内鉴赏家无不宝贵”；《宛雅》称他“好画长松，腾攫如虬龙作势，不可博挠；购得珍如宝物，寻传入内延”；《蚕尾续集跋》说“宛陵梅渊公画松为天下第一”。

梅清的画，以真山真水为创作源泉，以饱满的真情实感，高深的诗、书、画修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山川的秀美、画家的高洁性格和民族的博大胸怀。

梅清还是一位重友情、广交游的大家。他一生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诗人和书画朋友。他虚心好学，锲而不舍，无所拘泥，与人交深情笃，其中志同道合者首推石涛。石涛曾多次前来宣州，在梅清作画的天廷阁谈诗论画，互诉衷肠，两人共游双塔、鳌峰。梅清在《石公从黄山来宛见贻佳画答以长歌》中写道：“我写泰山云，云向石涛飞；公写黄山云，去染瞿硎衣。白云满眼无时尽，云根冉冉归灵境。何时公向岱颠游，眉余已发黄山兴。”

梅清是一位集诗、书、画于一身的大家，他的画对“黄山画派”、“新安画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作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均有收藏。

梅清擅长山水、松石、尤其好画黄山，自谓“游黄山后，凡有笔墨，大半皆黄山矣。”他笔下的黄山，以气势取胜，行笔流动豪放，运墨酣畅淋漓。取景奇险，用线盘曲，富有运动感。有异于新安派比较生涩清峻的画风。他长期深入黄山。多写生黄山真景。虽经常自称学元代，却有自己独特的创造。他风格清俊高逸，表现山峦的云烟变幻，松多奇苍。曾用卷云皴，给人苍茫感觉。他的《宣城二十四景图册》，堪称平生呕心之作。人称他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他间亦画梅，其梅画烟云历落，枝干奇古。72岁时所作的《高山流水图》轴，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苍劲的运笔、酣畅的墨色、及皴法、用点均更多石涛意韵。梅清笔下松弛中见功力，零乱中求整秩，经纬明快，恬适流畅。

梅朗中（1607—1642），字朗三，梅鼎祚之孙。为人温厚歉抑，喜爱交游，曾加入复社，与名士顾方杲、陈贞慧、冒襄、侯方域、方以智等交往密切。梅朗中少读祖、父藏书，旁搜极览。梅朗中纂有《赋纪》50卷，以补祖父之不及。其为诗、古文，也谨守家法，甚至才气远超乃祖，“发之声歌，其情深，其指远；律体诸篇，音铿锵出金石，古诗虽建安诸子不逮也。”他的诗文存有《书带园集》20卷。他的书法仿张繇、王羲之；绘画师从宋元大家，而能自出机杼，风韵秀劲，有浓郁的书卷气。梅朗中的诗书画时称“三绝”，名声远播，求书索画者门庭如市，他口哦手挥，瞬间立就，人人满意而去，才思敏捷之极。可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梅庚（1640—1716年），字耦长，号雪坪，一号听山，梅朗中之子。梅庚三岁而孤，由母亲抚养成人。虽家贫如洗，仍勤奋攻读。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游历京师，施闰章一见即大为称赏，引为忘年交；一时名公巨卿如王士祯、朱彝尊、汪懋麟、洪昇等皆折节下交。梅庚于康熙二十年年中举，后来屡试进士不第；即便王士祯任主试官，仍被黜落。王士祯十分自责，为此写有“如何古战场，亦复失李华”之句。康熙四十九年，梅庚已七十一岁高龄，乃援例任浙江泰顺县令。在任五年，他以经术佐吏治，多行惠政，罢海船岁修，减轻百姓负担，有循良之声。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以年老乞休，次年病卒。

梅庚一生郁郁不得志，他长期生活在民间，对百姓疾苦有深切的感受，故其诗多缘事而发，有很强的现实感。如他的《修船谣》、《钱荒》、《菜荒》等针砭时弊，模写人民疾苦，极具沉郁之思。他的写景抒情诗清新隽永，如“山市人烟少，秋田鸟雀喧。乱流清见石，远树暗藏村”、“竹溪疏雨过，花坞暗泉流”、“檐虚翠岫出，树动暮禽归”，真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极具诗人思致。著有《漫与集》、《听山诗钞》、《南雅集》、《雪坪诗钞》、《玉笥游草》等。

梅庚擅长楷书，篆、隶也古朴高雅。他也是宣城画派的重要成员，其画多为山水、花卉，兼工白描人物。他广泛吸收前辈名家之长，而不专主一家，故能脱略凡格，一落笔便韵致翩然。他善用淡墨渲染山水之神韵，而不拘泥于形似，能得自然之趣。其现存作品多为窄幅小景，取裁得体，如其代表作《敬亭棹歌图》画山石小景于画幅中段，一亭半掩于树丛中，右下角一扁舟飘然而至，大胆的留空给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梅庚画作还有《寒江泛湖图》、《云海图》、《松荫观瀑图》、《秋溪幽赏图》、《秋林书屋图》、《山水册》等，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安徽博物馆等处。

梅杓司，名响山。二十即负诗名。晚抑郁不遇，浪游山水。。康熙十年，孙枝蔚有七绝《中秋夜同龚半千邀饮梅杓司》，自注云“杓司明日将归金陵”。则杓司似寓江宁，时渔亦居江宁，两人或即于此交游。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检讨，时年五十六。有《响山斋集》、《吾炙集》、《放晴编》、《芜江草》、《珍髢集》、《七日稿》等书稿。

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汉族，宣城市宣州区人。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关孝和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

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并且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梅文鼎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传统天文学中的许多方法，他又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他自撰的《勿庵历算书目》有天文数学著作七十余种，包括数学著作二十余种。《梅氏丛书辑要》六十卷，其中数学著作十三种共四十卷等。

梅文鼎专心致力于天文数学的研究，他系统考察古今中外历法，又介绍欧洲数学，综合研究中西历算，梅文鼎介绍和发展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后世颇有影响。清康熙元年（1662年[5]）开始向倪正学习《大统历算交食法》并订正其讹误。

康熙八年至十六年间，梅文鼎与方中通在金陵（南京）四度相晤，交谊深厚，每次都讨论辩难中西数学问题；其后又有多次书信来往。梅文鼎为方中通所撰算书《数度衍》作序；方则为梅著《中西算学通》作序。参与《方程论》讨论，并为之撰序的学者还有潘来、孔兴泰和袁士龙等。康熙十一年（1672年），梅文鼎撰成第一部数学著作《方程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梅文鼎应施润章之请，撰《宁国府志分野稿》《宣城县志分野稿》各1卷，后又应皖江陈默江太史函请，撰《江南通志分野拟稿》1卷。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奉明史馆诸公之召，梅文鼎到达北京，广交学者名流，如昆山徐乾学、大兴刘继庄、武进杨道声、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以及安溪李光地等。梅文鼎关于历算的宏论，使史局为其精确，一时名声大振，于是京城各公，都想见梅先生，有的学生想跟其学习，而书说也逐渐流传宫中。梅文鼎在北京、天津前后有5年时间（1693年南还），曾撰《明史历志拟稿》3卷。然而由于台官的“畏忌”，他又素性恬淡，始终没有进入“史局”，只是在李光地家和天津等处，设馆授徒和研究学问而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梅文鼎应李光地之邀，将其研习天文历法心得以问答形式撰成一书，取名《历学疑问》。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南巡至德州，抚臣李光地进所刻梅文鼎《历学疑问》3卷，康熙十分赏识，带回宫细阅。次年春，康熙将御笔批阅过的本子发还李光地，说：没有错误，只计算方法还没有准备好。是年梅文鼎再次应李光地之请，携弟弟尔素，儿子以燕、孙子瑴成至保定下榻李光地官署中，一方面教授李氏子弟和青年学者，一方面校订所著《弧三角举要》等书，准备付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农历闰四月，康熙帝于南巡途中，在德州运河舟中3次召见梅文鼎，临行时亲赐“积学参微”四字给以褒奖。越明年，又征召其孙梅珏成入内廷蒙养斋学习历算。梅文鼎70岁时撰《勿庵历算书目》1卷，介绍他所著书的内容梗概和写作缘起。晚年他还在家乡孜孜不倦地整理校订平生所著各书，以备刊印。

康熙六十年（1721年），梅文鼎卒于家乡宣城，时年89岁。康熙帝特命江宁织造曹为之治丧事，营墓地；墓在柏枧山口外的达村（俗称荷花塘）。

清初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对梅文鼎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生博览群书，著述80余种。文鼎从小受家学熏陶，后从师学习天文历算知识，不仅能懂其历理，且能“发所以立法之故，补其遗缺”。他一生著述正多，绝大部分是天文、历算和数学著作。 他之天文历算和数学著作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对古代历算的考证和补订， 二是将西方新法结合中国历法融会一起的阐述； 三是回答他人的疑问和授课的讲稿， 四是对天文仪器的考察和说明； 五是对古代方志中天文知识的研究。总计达66种。其数学著作达26种，冶中西数学于一炉，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总名之曰《中西算学通》。

梅文鼎对天文学有很大贡献。梅文鼎中西天文学的造诣都很深，天文学著作有40多种，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梅文鼎非常注重天象观测，创造了不少兼收中西方特色的天文仪器，如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当时和后世融会贯通中西方天文学具有很大作用。

中国传统历法，以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最为精密，明代沿用更名《大统历》。梅文鼎的研究即从大统历、授时历开始，上溯到历代70余家历法，一一求其根本与源流，同时参阅考究西洋各家历法，比较中西名实异同，求得中西历法的会通。因著《古今历法通考》58卷，后屡有增补衍成70余卷。又著其他历算书50多种，其中《历学疑问》3卷、《历学疑问补》2卷、《交食管见》1卷、《交蚀蒙求》3卷、《平立定三差解》1卷等15种，被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录。其数学，历法的制定和修改离不开测算，历理更需要用数学原理来阐明。梅文鼎为研究天文历法的需要，对数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

梅文鼎的第一部数学著作是《方程论》，撰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正是杨光先“历讼”失败客死他乡（1669年）后不久，西洋教士趾高气扬，蔑视中国传统文化。梅文鼎抓住“方程”这一“非西法所有”的中国传统数学精华首先发论，来显示中华数学的骄傲，是颇有爱国情怀的。他在书成后给数学家、桐城人方中通的书信中透露了这一思想。他说：“愚病西儒（指传教士）排古算数，著《方程论》，谓虽利氏（指利玛窦）无以难。”

但他对于西算却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他在发掘整理中国古算的同时，潜心研读《几何原本》等西算书籍，力求会通中西算法。他把所著26种数学书统名之曰《中西算学通》，以此来实践他的主张。

梅文鼎的《笔算》、《筹算》和《度算释例》分别介绍西方的写算方法，纳皮尔算筹和伽利略比例规。他研究了正多面体和球体的互容关系，订正了《测量全义》中个别资料的错误，独立研究了他名之为“方灯”和“圆灯”的两种半正多面体。他又引进了球体内容等径小球问题，并指出其解法与正多面体和半正多面体构造的关系。他在《方圆幂积》中讨论了球体与圆柱、球台及球扇形等立体的关系。对于当时一般学人感到困难的三角学，梅文鼎不但有《平三角举要》和《弧三角举要》介绍基本的性质、定理和公式，而且有《堑堵测量》和《环中黍尺》这两部分别借助多面体模型和投影法来阐述相关算法的优秀作品。

《勾股举隅》为梅文鼎研究中国传统勾股算术的着作，全书一卷，其中的主要成就，是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和对勾股算术算法的推广。书中首列“和较名义”，其次以两幅“弦实兼勾实股实图”来说明勾股定理，其论说的根据是出入相补原理， 在内容上，本书大致上可分作两部分，一为勾股算术，另一主要为勾股测量。前者梅文鼎对其评价很高，他认为此式“乃立之根也。而其理皆具古图（“古图”指的即是赵爽注《周髀算经中》之“勾股圆方图”）中，学者所宜深玩。对此式的证明也是利用此图来完成的。

其《勾股举隅》，“弦与勾股和求勾股用量法”一题中所用的尺规作图之方法，与徐光启《勾股义》中“勾股求容圆”来作比较，梅文鼎在尺规作图的概念已相当正确，显示梅文鼎对《几何原本》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另外，从梅文鼎在测量问题上所使用的出入相补法来看，其内容相当贴近杨辉乃至於刘徽的作法，有别於明末西方传入的测量方法，梅文鼎的作法是采用传统的勾股方法来解《几何原本》前六卷的部分命题，其中，梅文鼎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说明“理分中末线”（即黄金比例），其曰：“几何不言勾股，然其理并勾股也，故其最难者以勾股释之则明。惟理分中末线似与勾股异源。今为游心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勾股。”由此，可见梅文鼎对传统勾股术的重视。

梅文鼎在数学方面写了20多种著作。将中西方的数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对清朝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逝世之后，后人将其历法、数学著述汇为《梅氏丛书辑要》。

梅文鼎能诗能文，他所写的序言、引言之类，落笔成趣，文采斐然，颇具文学欣赏价值。他既不泥古守旧，也不盲目崇拜，而是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他对难解之书，难释之义“必欲求得其论，往往至废寝忘食”。诗文杂著以《绩学堂文钞》。

梅氏文艺名家集群 宣州梅氏是个文艺世家，几乎人人能诗，还多才多艺，善书工画，成为“三栖”艺术家，可谓敛众美于一身，擅名一时。尤其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画派，彰显了梅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这真是“祖有遗编昌言文集圣俞诗稿，室无长物诞生字汇定九丛书。”

梅氏及梅氏文他为什么在宣城如此兴旺，我认为：

首先是宣城这片沃土的滋润。宣城地域广阔，风景秀美，是山清水丽之都。自古以来，“宣州自古为名邑上郡，星分牛斗，地控荆吴，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北望敬亭崛起于川原之中……高人逸士所必仰止而快登也。故宣城的自然风光对梅氏的诗文创作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凭山水以传”，作为常年扎根于宣城柏枧山的文峰梅氏家族，其所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不待言。文峰梅氏成为宣州梅氏最重要的分支，宣州梅氏进入全面鼎盛时期。 “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这两句诗，正是对梅氏此一时期繁荣景象的形象概括。宣城秀丽的山风滋养着梅氏子弟，都成为梅氏诗人吟哦的对象，乃至于宣城的风雨等自然物象在梅氏诗人笔下都显得别有情趣。

其次，是宣城文悠久敦厚的滋养。《宁国府志》中有载：“宣城自古为郡治所，山水清胜，六朝文物萃于首邑，往往有江谢徐庾之余风，故其君子善吟，其市人善谣。” 明王廷干在《宣风集》序中亦进行了详细说明：宣州之风，士兴礼让，民习朴淳，观南齐谢朓郡内之作曰“高阁常昼掩，荒阶少诤辞”，曰“国小暇日多，民醇纷务屏”。唐朝（含五代），这是宣城文化的鼎盛阶段，到唐代更推进到空前的高度。大批士大夫如“过江之鲫”投往江南，知识分子密度急剧增加，带动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升，江南的文化地位也越发突出起来。《旧唐书》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宪宗宰相权德舆说：“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宣城吸引了大批士子及北方移民，和吴、越同是江南文风最兴盛的地区。孟郊称：“宣州多君子”、“宣城文雅地”。这当中以苏州接纳的“文化人”最多，次为杭州，于是苏杭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唐时苏、杭、越、润、宣为江南五大中心区。五代十国后，江南的中心逐渐转向南京、苏州、杭州，越、润、宣的地位才有所下降。其中大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与宣城渊源极深。宋至清中叶，这个阶段的宣城文化多元展示，高潮迭起。梅氏更是首当其冲。

再次，是梅氏家风的薰陶。宛陵梅氏始于五代。梅远(883—948年)，今浙江湖州人。唐天祐年间被宁国军节度使王茂章辟为宣城掾，后因战乱不能回乡，遂定居于宣城。北宋末年，宛陵梅氏已成为宣城望族，子孙繁衍，支系众多，号称有十六望，其中以善经、墨庄、章务三望最著名。梅尧臣四子梅禹臣为始迁祖，居地主要在今文昌镇和南陵县奚滩的青弋江两岸。梅氏提倡，“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宛陵梅氏三望族谱合编》，下同）而勤勤恳恳以劳训子。又倡弟子学文，“子弟不学文，家声从何起?”读书之家，门来有道之车，庭多问字之彦。子孙重名节、好政事、好结束，上足以光祖父，下足以范后嗣也。千百年来，宛陵梅氏家规、家训、家风的形成对梅氏子孙影响很大，梅氏之所以能在宣城这块士地上绵延不绝、长盛不衰，是和这些家规、家约对家族成员的约束和激励分不开的。正如梅枝凤在规约后所作跋云：“吾族人抚斯编而循览力行焉，将雍然而礼义兴，油然而忠孝作，贤者进修，愚者寡过。”可见家规、家约对家族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家族的稳定自然也会促进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宣城文化的发展。

我们看梅氏的诗文多以平和冲淡、清新温润的特点。他们诗歌大多不事雕琢，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描写生活中的一景一物，平易而深刻，细腻且贴切，以此抒发最真挚的感情。宣城梅氏，“祖有遗编昌言文集圣俞诗稿，室无长物诞生字汇定九丛书”。

　啊，宣城，这块神奇的土地，催生出多么文人墨客；宣城，这块肥沃的土地，孕育出多少鲜艳的花朵。梅花是百花中的硬汉，他魂牵着沃土，迎送着漫天大雪，凝聚显现自身的高洁，育成起一个盛旺的家族。他撑起历史的天空，他肩负着人民的希望，用满腔火热的心胸，喷发出灿烂的文化。宣城的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骄阳新月，江河 山林，竟是被它衬托出如此美丽、绚烂。梅氏，就像梅花一样，他们钟情于喜爱的沃壤，沐浴着雨露阳光，顶着雨雪风霜，茁壮成长，在宣城遍地开放。梅氏世世代代挺过暴风暴雪仍显坚强，文脉连绵家族闪光。人们可知梅氏：那为政知民者，那开创未来者，那攀登科学高峰者，那悉心编著者，那艺术实践者…人才辈出，自苦寒香。“来时红日弄纱窗，春红入纱帐。去时庭树飞凤凰。香屏掩月斜，收翠羽，整华妆。”“今人岂殊古，高山在所仰。”如今宣城人民修建了梅溪公园、梅文鼎纪念馆、梅氏名人馆，宣城梅氏文化展示馆；目前，又在疏浚、整治、亮化梅溪河道…这是对梅氏家族的尊敬与敬仰，也是激励人民发扬梅氏不惧严寒、傲霜挺立的精神。宣城这块神奇的土地，也真是“双羊百代文渊地，一族千年翰墨风。”